11月7日，奥巴马以较大优势取得大选胜利，他在胜选演说中强调：“美国的财富多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但真正让我们富有的并非金钱；我们拥有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军力，但真正让我们充满力量的并非军队；我们的大学和文化为全世界所艳羡，但美国真正吸引各国人踏上这片土地的魅力也不在于此。真正让美国与众不同的，是将这个地球上最多元化的国家的人民团结到一起的那些纽带，是我们共命运的信念，是只有当我们肩负某些对彼此以及对后代的责任美国才能走下去的信念，是无数的美国人前赴后继为之奋斗的自由。”由此，我们不妨回顾4年前奥巴马第一次竞选获胜感言，他提出：“我们国家真正的力量并非来自我们武器的威力或者财富的规模，而是来自我们理想的持久力量民主、自由、机会和不屈的希望。”竞选演说、就职演说和重要讲话在一定意义上是美国总统施政纲领和价值观的直接表达。在美国历届总统的竞选演说、就职演说中，民主、普世价值等词语是高频词，往往也是演讲的主旨。奥巴马在两次胜选演说中的主旨都是“美国信念”和民主，为什么美国如此强调“美国信念”和民主？主要有以下原因。

美国独特的建国经历和国家认同对塑造、形成、强化美国推广普世价值观的使命意识有独特作用。源于宗教的天命意识和使命感是美国推广普世价值、推进民主的思想基础和思想渊源，这是美国凝聚共识的立国之本，也是美国对外扩张的主要依据。这种思想逐渐演化为一种“天然优越论”的价值观念和哲学信条，成为美国后来推行扩张主义、霸权主义和“人权外交”的历史渊源和思想渊源。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迈克尔尔奥克森伯格1996年9月2日在美中教育交流中心回答问题时说，美国是一个由多种族和民族组成的社会，这个社会需要有一种共同的东西把不同的人凝聚在一起，这就是统一的价值，人权就是这样的价值，因此它是美国的立国之本，并始终是美国在推进民主和推广普世价值中的推动力量。

美国的国家特性决定了推广普世价值和推进民主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重要组成部分。塞缪尔亨廷顿认为，要确立国家利益，必须首先对这个国家的性质取得共识。国家利益取决于国家特性。他说：“国家利益来自国家特性。要知道我们的利益是什么， 就得首先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人们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带有很大的主观性,人的身份与自我认知将会影响认识到的国家利益。美国人

怎样界定自己的特性，将决定美国在世界上起什么样的作用，而世界怎样看待这一作用，也会影响到美国的特性。

美国的国家特性体现在两点：

一是“美国信念”，它使美国具有道德优越感。“美国信念”是美国的独特创造，美国人通过一种共同的政治信念、共同的国家认同来弥合彼此的分歧、结成一种有序的共同体。作为现代世界的第一个民主国家，美国是在一种信念中成长的。冈纳马代尔说：“美国人无论来源于何种民族、何种阶级、何种信仰、何种肤色，其共同点即是：一种社会精神，一种政治信念。”塞缪尔 亨廷顿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来，美国一直存在着某些基本的政治价值和理念，可称之为“美国信念”。这种信念在美国社会受到众多因素的广泛支持。尽管这种信念不时发生着某些变化，但其核心要素历经两百年相对未变，与大多数欧洲社会的情况相比较，这种信念在界定美国国民认同方面一直发挥且仍在发挥着核心性的作用。

二是盎格鲁—新教文化。就美国特性的形成而言，文化处于中心位置,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信念。亨廷顿强调美国应该重申其历史性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宗教信仰和价值观,重振美国特性。他说：“西方文明的价值不在于它是普遍的，而在于它是独特的。因此,西方领导人的主要责任，不是试图按照西方的形象重塑其他文明，这是西方正在衰弱的力量所不能及的，而是保存、维护和复兴西方文明独一无二的特性。”同时，他明确提出：“由于美国是最强大的西方国家,这个责任就不可推卸地落在了美利坚合众国的肩上。”如果美国摒弃了“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也就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这样，亨廷顿就把美国及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和整个西方文明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了。

国家利益驱动是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和推进民主的基本出发点。美国把推广普世价值和推进民主视为“一种无形的国家利益”和“软实力的重要源泉”，予以高度重视。美国现实主义学派大师摩根索认为，只要世界在政治上还是由国家所构成的，那么国际政治中实际上最后的语言就只能是国家利益。他认为：“国家利益是判断国家行为体唯一永恒的标准。”在他看来，国家利益中包含着无形的价值利益，客观的物质利益是无形的价值利益存在的前提和依托，而后者在地位上高于前者。这无形的价值利益就是他所阐释的美国政治的目的，即“自由中的平等”。回溯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和推进民主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美国对外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美国人对自己国家社会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认识基础之上的。“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观念……反映了赞成它们的人们的自我认识，并且决定了（他们会以）这种自我认识（发展）与世界的关系。”托克维尔对此深有感触，当年他之所以以美国为考察对象，并写出传承于后世的著作《美国的民主》，不是出于对美国社会的赞赏，甚至也不是出于美国作为新世界创世的内在意义，仅仅是因为它提供了民主的现实样板，而且美国也认同世界把自己作为可资借鉴的理想民主的榜样和经验。民主问题不仅与美国有关，而且与世界有关，不仅涉及一个国家，而且涉及整个人类。美国虽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但他们为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提供了经验。因此，无论其选择什么方式和方法，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是美国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给世界各国的根本原因。

充当世界的领导者、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是美国国家利益的集中体现。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和推进美国式民主的根本目的在于，建立美国的“全球性仁慈霸权”,实现“美国治下的和平”。在推广普世价值和推进美国式民主过程中，美国既有短期的利益考量，也有长期的战略利益，维持和巩固美国全球的领导地位是美国推广普世价值和推进民主的内在动力，推广普世价值和输出美国的民主是符合美国根本利益的长远战略考虑，对美国掌控国际舆论话语权，抢占世界民主化的道德制高点，强化美国发展模式的吸引力、影响力，增强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具有重要作用。